宋 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盛 斌 (南开大学APEC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凯斯·罗克韦尔 (世界贸易组织新闻发言人)
约夏·梅尔泽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高树超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WTO教席项目顾问委员会委员、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14年来，中国认真履行入世承诺，深化各项改革，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关税平均水平由2001年的15.88%降至2014年的9.6%，履行承诺的成绩堪称表率
宋泓：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各领域带来广泛、深入的改变。比如，汽车产业中，中国的股权比例放低，从60%、70%的控股地位降到50%的对等地位，并带来汽车产业的大发展。入世后，中国履行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条款，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贸易平衡、国内市场销售限制以及外销的比例等要求。据不完全统计，入世后，中国政府在国家层面进行了2000多项大的政策改革和调整;地方和部门进行的政策调整更是不计其数。得益于这些调整，即便是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中国经济和贸易仍快速发展。货物贸易，从2001年的出口2660.98亿美元、进口2435.53亿美元分别增加到2014年的23427.46亿美元和19602.90亿美元，分别增长约7.8倍和7倍。
盛斌：中国入世以来在履行承诺与经贸领域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第一，市场准入与开放程度显著提高。中国对所有税目的关税率都进行约束，关税平均水平由2001年的15.88%降至2014年的9.6%。自2010年7月1日以来，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实施零关税待遇。在非关税壁垒领域，中国取消了全部进口配额和特定招标管理，并承诺不使用农产品出口补贴。简化进口管理程序，推动通关便利化(例如实施“单一窗口”)。第二，有力推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市场化导向的经贸法律法规体系建立。2004年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为中国履行加入WTO承诺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法律和行政框架。2004年4月修改的《对外贸易法》对中国的所有企业全面放开贸易经营权，除对少数货物实行国营贸易外，取消了外贸审批制。2003年实施的《政府采购法》，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行为在国内外的透明度。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对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政策管理的透明度显著提高。中国根据世贸组织倡导的公开、透明和可预见原则，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屠新泉：由于WTO的规则范围已经超出传统边境措施，而涉及到更多国内政策，比如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权、补贴、服务业开放、透明度、技术标准等，这必然要求中国在众多领域开展突破性的变革，不仅涉及到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大幅度削减，更关系到国内经济体制的重大调整。尤为重要的是，入世使得中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第一次得到国际规则的明确约束，大大增强了世界各国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和预期。这也是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得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原因。
凯斯·罗克韦尔：中国在入世14年来的表现应该用“非常出色”来形容。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进口国。尽管数据有时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我认为，用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位置的发展变化，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贸易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发展和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工具，这才是中国真正伟大的成就所在。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将数亿人从贫困中解救出来，这是其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发展成就。我无法就WTO领域外的事情做出评价，然而即便只是在贸易领域，中国也已完全改变其贸易政策：从反倾销到贸易争端处置，从提高贸易政策透明度到货物物流体系，中国的改革都是广泛而深入的。
约夏·梅尔泽：入世给中国经济带来两方面的有益变化：一是WTO肯定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可以更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扩大中国出口;二是中国履行承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进一步加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中国企业更容易、更好地走向世界。比如，入世使中国经济更加自由化，市场准入更开放，外国公司可以更容易地参与中国汽车、化工等多个经济部门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国和WTO的关系越来越成熟，如今中国已成为其重要成员，积极参与各种谈判，推动达成许多重要协议。这种关系对中国和WTO都十分有益。
高树超：入世以来，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如今已是小麦、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的第一大进口国，不过这些进口对国内农业生产的冲击并不明显，这是中国利用WTO政策灵活调控措施使然。对于制造业，中国还拥有低廉劳动力、原材料等一定优势，而中国人均收入提高，使得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不断增大。许多国外厂商为打入中国市场，将许多入世前需进口的产品从国外生产、出口中国变为中国生产、销售甚至出口国外。比如入世前，国际社会对汽车产业忧虑较多，认为汽车关税的降低会导致进口增加，但现在大部分国际汽车生产商转而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
2006年4月，世贸组织对中国进行入世后首次贸易政策审议，认为从总体来说，中国已经履行了大部分入世承诺：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品关税已是发展中国家最低水平，而农产品关税也远远低于其他大部分国家。2006年9月，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为中国入世以来的表现打了一个A+的分数，认为中国履行承诺的成绩有目共睹，堪称世贸组织成员的表率。
从普通成员成长为WTO核心决策圈重要一员，并为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断努力
宋泓：入世后不久，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以及东亚地区甚至全球贸易中介的作用开始显现：一方面中国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另一方面，又出口欧美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主要国家的贸易关系已经超出单纯的双边范围，具有区域甚至世界意义。
盛斌：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例如中国在担任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主时，力促APEC贸易部长会议发表了《关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再次肯定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及其核心和首要地位，呼吁忠实履行“巴厘一揽子”协议，承诺完成《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目标和时间表，敦促WTO其他成员为多哈发展议程剩余议题制定明确工作计划。中国推进落实WTO巴厘岛会议所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2015年9月4日，中国代表团向WTO总干事递交接受书，标志着我国已正式完成接受《协定》议定书的国内核准程序，从而成为第十六个接受议定书的成员。
中国参与WTO谈判与事务，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全面完成做出了贡献。在对最不发达国家免税免配额的市场准入问题上，中国做出表率。
中国坚持市场开放，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按期履行WTO金融危机监督机制下的通报义务，支持WTO在监督贸易投资壁垒方面开展的工作。中国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克制使用可能符合世贸规则但却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效果的措施。
屠新泉：中国入世后的经贸表现超出所有人最乐观的预期，也给世界贸易格局带来深远影响。这首先体现在中国的快速崛起大大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尤其是中国快速增长的进口需求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发展机会，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在WTO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提高。其次，体现在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快速接近，特别是在贸易、制造业等领域，这使得美国对世界贸易格局的主导地位有所降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影响力显著下降。
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作为在WTO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例子表明，对外开放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也激励了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WTO、积极利用WTO。
凯斯·罗克韦尔：事实上，中国正在WTO的每个委员会及不同国家间谈判中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中国对促进WTO发展以及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参与了WTO的多边谈判，而且也在多边范围内，参与了《信息技术协定》的扩展和移除上百种环境产品的关税谈判。中国对WTO和全球贸易体系都有着巨大贡献。
高树超：中国入世以来对于WTO规则日渐熟悉，逐步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积极利用，再到主动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的改变。
比如在解决贸易争端中，起初由于经验不足，中国在WTO被诉时，往往不愿利用争端解决机制，而是选择同起诉方私了。但是，从2006年开始，中国对于争端解决机制日渐熟悉，开始敢于利用WTO规则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2008年以来，中国在美国双反案和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案等案件中，通过对相关WTO规则提出创造性的解释，力图改变不利于自己的规则。
在WTO谈判中，中国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2005年后，中国相继提出100多个提案，涵盖谈判的各方面。中国逐步从一个普通成员，成长为WTO核心决策圈的重要一员。同时，中国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贸易大国，在许多议题上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努力维护着前者的权益。
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不断出现，但WTO对解决贸易争端和监督贸易政策仍发挥独特作用
屠新泉：近年来，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大量涌现，对WTO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但也是当今世界贸易格局演变的必然结果，而非WTO自身所能左右。从根本上说，WTO原有的以美国为首、欧盟为辅的双寡头格局被打破，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已经具备挑战发达国家主导权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两大集团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路径、速度和重心方面有重大分歧，发达国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另一方面又为了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回避削减农业补贴等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在乌拉圭回合中大幅自由化之后，希望降低自由化的速度，获得一定的政策空间，培育本国产业，同时又紧盯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缩小的实力差距和巨大的政策分歧使多哈回合难有作为，这使得美国和欧盟退而求其次转向区域贸易协定，试图在发达国家内部、并吸引部分发展中国家先达成一致，进而引领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
从目前来看，发达国家对WTO的重视程度大大下降，使得制定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主场地从WTO转移到区域平台，但这并不会使WTO完全丧失价值，毕竟这些新规则最终还是要多边化和全球化，而WTO是唯一能够提供这一路径的平台。同时，新兴大国均未加入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新谈判，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之间的贸易政策协调仍需在WTO中进行。
盛斌：目前WTO体制虽然占据多边主义的优势，但却不能为制定21世纪高标准与高质量的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提供动力。议题覆盖广泛的多哈回合原本旨在通过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和实现更公平的贸易规则来促进全球贸易发展，但其进程却极其艰难与坎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增加执行成本和收益不平衡为由拒绝就新规则进行谈判，从而造成在多哈回合谈判早期提出的“新加坡议题”(贸易便利化、竞争政策、投资、政府采购)最终多惨淡出局。当多边主义无力推动新规则与制度时，其倡导国家便将谈判的重心与资源转移至区域、复边或双边协定上，这些协定能有效解决成员方所关注的特定市场准入及规则问题，同时还可能附带经贸外交与地缘政治收益。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发展所导致的新型全球生产网络引发了对全球贸易治理改革的要求，寻求建立适合现代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特点与趋势的新规则与新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双边与区域自贸协定逐步成为谈判与践行新规则的试验田。如果说当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是1.0版本的贸易协定，WTO是2.0版本的贸易协定，那么这些区域或双边协议就是3.0版本的贸易协定，它们是基于当前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的新发展需要所催生出的高标准与高质量的贸易协定。
凯斯·罗克韦尔：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并不新鲜，也绝不是对WTO的威胁。事实上，这些协定的谈判将会给WTO注入新能量、新想法和鼓励贸易的精神。我们在几乎所有其他贸易协定中都能看见WTO的基因。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贸易政策评估专家并没有发现在这些贸易协定中有与WTO规定相冲突的内容。当然，这些双边或多边协定的确在某些方面走在了WTO的前面，在某些现有条例上做出延伸拓展，并在一些WTO没有涉及的领域加上了新条例。但WTO将一直在解决贸易争端和监督贸易政策方面扮演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以帮助支撑全球贸易体系的运转。
约翰·梅尔泽：TPP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规定内容及组织结构也尚未完全成形，将来发展究竟怎么样，还有待观察。中国如今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重要贸易国，不管是WTO、TPP，或是其他什么机构，缺了中国，总是个遗憾。
高树超：区域自贸协定之所以大行其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在过去14年来长期停滞不前。美欧等国为了实现开拓国外市场的目标，纷纷转向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此外，诸如TPP之类的自贸协定，很多都有除了经济原因之外的政治因素考虑。TPP的新规则一方面会造成全球进一步分化，美欧等国各自划定其势力范围;另一方面，TPP规则也会对WTO产生深远影响，它的许多议题将来都会被逐渐纳入WTO的日程之内。
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就是对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贡献
宋泓：在全球经济疲软，世界贸易低迷甚至萎缩的背景下，中国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是推动更多的南南合作，并发挥主导作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双边或者三边合作的加工区，促进当地贸易和就业，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其次，与主要发达国家进行双边或者区域贸易谈判，参与国际新规则制定，推动新规则均衡发展。其三，推动以我为主的周边区域网络建设，构建开放性的区域合作，将“一带一路”的建设打造成为国际开放型区域合作，以及互利共赢的新典范。
盛斌：中国应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也是对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贡献。中国应以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态度，客观认识新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意义和影响。将全球价值链嵌入新时期的经济结构改革的设计蓝图中，在一些优先改革领域(包括贸易便利化、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等)创新践行新规则，并积极达成高水平、高标准的自贸协定，从而推动深层次经济一体化。中国应该继续支持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实现多边贸易体制向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从长远角度看，中国还应从发展视角与理念对WTO的规则与治理改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屠新泉：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既可以为全球经济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可以对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产生制衡性作用。在建设性作用方面，中国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挥中国市场巨大优势，为各国提供可以利用的市场机会。同时在一些领域可以发挥制度建设和引领的作用，如发起建立亚投行、金砖银行等，为探索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提供了有益经验，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为开展发展中国家之间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创造了新思路。在制衡性作用方面，要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包括WTO中，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伸张其合理的利益诉求，推动发达国家改变或取消其有损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策，同时抵制发达国家过高的自由化要求，为发展中国家渐进的改革开放赢得时间和空间，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关注发展的方向前进。
约翰·梅尔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更好地发挥作为WTO重要成员的作用，引领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这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有好处。二十国集团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间组织形式，它让全世界最重要的20个国家的领导人聚到一起，深入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但重要的是，二十国集团每次会议提出一系列有关世界经济发展的议程后，各成员都应当合力完成议定的目标，引领世界经济稳定发展。
高树超：毫无疑问，中国应该积极研究包括TPP在内的新型自贸协定中所包含的新规则，包括它们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的应对策略。与此同时，中国应该对自己的优劣势进行深入分析，并制定一些反映自己利益的规则，通过自贸协定和WTO等各种平台积极推广。目前中国现有的自贸协定侧重于强调关税减让，在未来应加大对规则问题的重视力度。
